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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湘人的性格心理

                时间:  2016-07-12

                李跃龙

                 

                  “满洲粗豁,直隶沉郁,山西平和,秦陇迟钝,江浙柔靡,江西平庸,武汉狡猾,广东激烈,云南质朴。至于湖南则多刚正。”民国时期的地道学家白眉初在《中华民国省区全志》中比较了各省的民风民性,于是说。刚正是湖南人性格的主流,具有突出的特点。另外,湖南人的强悍、好斗等也是史不绝书。在湖南人身上,可以找到灵气、霸气和匪气的统一,是一个不信邪的群体。这种剽悍的性格心理在地区发展史上乃至于中国历史上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性格心理一:“不凝滞于物”

                  第一位正面记述湖南人“与世推移”性格特征的是屈原。屈原在被放逐到沅湘地区后,碰到了一位该地的老者。在《渔父》中,屈原这样写道: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勾画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淈世人皆浊,何不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歠醨何不哺其糟而其?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渔父莞尔枻而笑,鼓而去。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

                  这篇文章后来被司马迁较完整地誊写到《史记》的《屈原列传》中。渔父的世界观就是“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他追求的是一种人心与世事的和谐。他们以保全自然性命为宗旨,珍惜性命甚于一切。再不保全性命,可以放弃一切,甚至于忍辱含垢、见风使舵、委曲求全、苟且偷生。他们认为保全性命的至上办法就是热爱自然,顺其自然,把自我投入、融合到无限的大自然中去。湖南人许多以“渔父”为名或字,沅湘间也有多处“沧浪”一类的地名,附识湖南人受渔父的影响。南北朝时期,《武陵记》说武陵人民“人气和柔多淳孝,少宦情,长弹五弦之琴,以黄老自乐,有虞夏之遗风”。到了明清时期,常德地区还久留有“地散民风缓,商多市气浮”的记载。所谓市气,就是见风使舵,唯利是图,遇事不硬干,开行脑筋想点子。这显然是“圣人不凝滞于物”的翻版。这种性格,迄今还可以从湖区的一些人身上找到影子。

                  性格心理二:“强悍尚气”

                  历史文献上大量记载的湖南人性格是强悍、负气。《隋书·地理志》曰荆州“其人率多劲悍决烈,盖亦天性然也”。湖南属荆州,如果说起来稍微牵强,那么《隋书》的《乞伏慧传》称乞“领潭、桂二州,总管三十一州诸军事,其俗轻剽”就是明言湖南人的性格了。自汉以来,湖南地区的反抗和反叛记录,频频出现时各朝所修的正史中,武陵蛮、板楯蛮、长沙蛮等不断起义,危及中央王朝的边境地区,让人觉得湖南民众民风强悍,负有反抗精神。宋代以来,在民风劲剽一项外,言及湖南喜斗好讼的又越来越多,讼狱渐兴,这也是民风劲悍尚武的一种表现。李曾伯在《潭州谕俗文》中讲长沙地区“民最喜讼,号难治”,“每阅案款,中间或因盗资财,争田产,兆祸于帏薄,启爨于杯酒,或本无深隙拳手遽交,小有间言挺刃相向,而至有亲戚变仇雠,卑幼犯尊长”。附属的醴陵为大邑,“民喜斗讼”。衡阳也是如此,其属县耒阳,“素号难治”。岳州的临湘,“草生弃地没牛身,岂是膏腴亩一金。野老双蓬俱半脱,尚凭蜗角其争心”,是岳州属县最难治的一县,人称“违法不顾,惟岳州四县为甚”。有的北方人竟然把到常德一带为官当成畏途,认为自己命不好。所以,苏辙说“荆湖之南,地远多险,民悍而喜讼”,表达了一位四川人对湖南民风的看法。到了明代,关于湖南人性情的记载几乎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基本沿袭前任的看法。如长沙“地广物众,统属邑有十二,其人劲悍决烈,尚勇而好争,非得疏通练达特廉明之士不足以治之”。还有人认为长沙“其民性则决烈而劲直”,“性之所染亦多豪犷桀骜之态,往往健讼之日闻而逋赋之交织”。在嘉靖的《衡州府志》中,记载境内衡山县因“客户渐多,主俗颇变,健讼之风,近年漫长”;常宁县也“客户间主,军民相杂,耳濡目染,以讼为能,环坐聚谈多及讼事”;安仁县“劲悍尚讼”;酃县“父子兄弟刀锥之利亦事竞争,童子启蒙遽习词讼”。在桂阳州,“民性易怨而难感,好讼而不狡”;蓝山县“性偏刚而惑于伪,事无巨细,少忍辄讼”;临武也是“好讼喜争,比屋习吏乃多于儒”。

                  在湘北地区岳州府属县,“巴陵冗烦,临湘冲刁,平江狡猾,华容讼简,澧州淳俭颇烦,安乡颇滑,石门刁简”。慈利县人“赋性悍直,有小忿则悻悻难忍”。嘉庆《长沙县志》多次讲道“湖南地邻苗峒,人黠而悍,止话逞强好事,罔知礼义纲常”;“湖南之民刁狡成习,动不动以人命为奇货”;“楚乡有官法远、蛮法近之谣”。附近的醴陵“好讼喜斗,尚气轻生,风土颇嚣”。益阳则是“恣肆者贱守义,轻生嗜利,尚口嚣讼,近亦有之”。衡州府中,“自宋以来号多讼”,安仁“俗刁狡,虽数世以前之舍山为寺者,辄自命山主,构讼不休”。据《昭和兴宁县志》记载,资兴因“近岁四方射离者习闻本土易畜,异双亲携妻子群然沓至杂处”,“尔来机诈相习,误信地棍挑唆成讼,甚至服毒图赖,猾变百出,邑始多事”。在湘西的龙山,“任侠尚气,一语投合倾身与交,偶枨触所忌则反眼若不相知,必得报而后已。乡居穷僻不谙科法,戾理乞胜强于竞讼,视纠众劫斗为故常”。有关湖南人这种性格的类似记载,在各个时期和各个地方所编纂的地方志中还有大量的记述。在近人的著作中亦不难发现同样的观。清中叶曾任湖南布政使的李榕,是四川人,他说湖南人“气太强”。清末曾任湖南巡抚的陈宝箴,是江西人,他说湖南人“好胜尚气”,又称“民气之勇,士节之盛,实甲于天底下”。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国立清华大学考察团来湘,所见与前任略同。他们提出的考察报告中说:“一入长沙,即深觉湖南之合力力特别坚强……然同时亦气量褊狭……吵嘴打架,殆属常事,民风剽悍殆即以此。”外地人这样看待湖南人,湖南人自己的看法也大体相同。章士钊总结湖南人的性格:“湖南人有特性,特性者何?曰好持其理之所自信,而行其心之所能安,势之顺逆、人之毁誉,不遑顾也。”这也是杨毓麟在《新湖南》中说的湖南人“特别独立之根性”。大有不到黄河心不死、到了黄河不死心的骨气,永不回头。

                  性格心理三:“率直诚实”

                  湖南人性格和精神心理的另一个特征是讲求血性。政上的坚定、思上的坚毅和行动上的坚韧三者结合,体现出湖湘士人群体的浩然正气。这种讲求血性的湖湘正气成为湖南人群体的文化心理习惯,影响着社会各阶层,涉及各个领域。表现为一种爱国主义精神,一种年代的忧患意识,一种敢为人先的奋斗精神。在一些历史的重要关口,湖南人甚至不惜牺牲自我,这种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在全国堪称首屈一指。

                  南宋末梢,长沙城为元军所破,岳麓书院的学生“荷戈登陴,死者什九”。城内的老百姓,“多举家自尽,城无虚井,缢林木者,累累相比”。曾国藩以书生带兵,把扎硬寨、打死仗作为湘军的基本战术,常常以“好汉打脱牙和血吞”勉励自己。太平天国变革,从广西到湖南,到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乃至四川,几乎都是攻无不克,但就是打不下一个长沙城。虽然湖南人加入太平天国变革的也很多,但同样也是湖南人让太平天国吃尽了苦头,最后还是败在湖南人手下。后来人总结,“咸同中兴,江、罗、彭、李诸公,凛凛以血肉之躯当炮石,而曾、胡钜老,刻意调护诸将,兴起大难而共功名”。旧民主主义变革时期,湖南人涌现出了无数的先烈,蒋翊武、唐才常、马福益、刘道一、林圭等是其中的突出代表。陈独秀在论及湖南人的奋斗精神时曾充满感情地说:“二百几十年前的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的曾国藩、罗泽南等一批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仗的书生。黄克强历经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队伍。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二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仗,他们是何等的坚韧不拔的军人。”所以,在整个资产阶级民主变革中,有“广东人立言,江浙人出资,湖南人工流产血”一说,其用意在于表彰湖南人的牺牲精神。

                  湖南人直率诚实的性格,容易给人一种一见如故的知觉,他们的爱与恨、喜与怒、哀与乐是十分一清二楚的。政上的坚定,表现时开放与封闭、革新和守旧两个方面,都很容易走上极端。这种特有的人文现象在历史上都有许多的铁证。清末的维新时期,湖南是最富朝气的一省,但也出现了全国闻名的守旧势力,两派争斗水火不相容。第一、二次国内变革战争时期,正、反两种力量争斗最激烈的也在湖南省,令世界瞩目。这中间可以看到湖南人性格的一面,率直与走极端。表现时言语上,湖南人说话都特别冲,是不会转弯抹角的“有嘴无心”。湖南人在待人方面,也表现出热情、开朗,但又缺乏幽默感。重义气,讲气节,和则热情似火,不和则冷漠有余。沈从文在他的著作中一再说湖南人是乡下人,率直、认死理、不轻易转弯,往往容易冒犯人。道州人周敦颐《爱莲说》中描述莲“中通外直,不蔓不枝”可说是湖南人性格的形象刻画。这种性格也使湖南人办事讲求五湖四海,不抱团,不搞小集团。在湘军威名显赫的时节,左宗棠与曾国藩大闹意见,郭嵩焘、李元度与他们之间时有龌龊和掣肘。新中国成立后,彭德怀元帅以他的耿直和倔犟向毛泽东上书提意见,造成两位湖南人之间不可调和的巨大裂痕。

                  湖南人的直率,也给来自域外的外国人士比较好的印象。1861年、1868年德国地质学家利希霍芬曾两度来华考察,肇始并未受到湖南人的好招待,但后来利氏对湖南人的印象越来越好了。首先,他接触了湖南人中比较有教育的人,认为湖南人的贤明、诚实和率直,不仅表现时嘴上,而且在行为上也是诚恳的。湖南人不仅维持着中国人中最保守的古老的习惯和信念,重视家园内的培养,而且对犯了过错的人所处的处罚,比未开化的人更严酷。其次,湖南人极度厌恶对事物马上革新,认为那是受外国人影响的缘故。利希霍芬作为比较早地接触中国腹地内陆的外国人士,对湖南人的性情和教养的总体评价,是比较公正和客观的。

                 

                  (作者单位:湖南省参事室  湖南省文史研究馆)